从 “潼关肉夹馍” 到 “库尔勒香梨”：地理标志商标维权争议的深层解析

地理标志商标的法律构造与维权困境

地理标志作为特殊的知识产权形式，融合了公权属性与私权特征，其法律构造的复杂性为后续维权争议埋下伏笔。我国采用商标法与专门法相结合的多元保护模式，将地理标志纳入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体系进行保护。根据法律定义，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主要表明使用者的成员资格，而证明商标还需证明商品达到特定品质标准。这种双重属性导致实践中维权边界极易模糊。

“五常大米” 侵权案生动展现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维权逻辑。该案中，即使被告能证明原料产自五常地区，但因产品未达到 GB/T19266-2008 特定标准，仍被认定侵权。法院判决强调，证明商标不仅关乎产地真实性，更关乎品质保证，消费者可能因普通大米标注地理标志而支付溢价却得不到相应品质。这一判决体现了地理标志保护中 “品质关联” 的核心原则，但也引发了 “产地真实却品质不足是否构成侵权” 的争议。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库尔勒香梨” 维权案中体现的新型侵权形式。某农业公司在电商平台商品链接标题中使用 “库尔勒香梨” 字样，虽实际销售的梨并非产自库尔勒，仍被法院认定构成侵权。此案凸显了线上经济时代地理标志保护的新挑战 —— 关键词搜索、商品标题等新型使用方式的侵权认定标准亟待明确。法院指出，商标用于广告宣传时，若关键词突出使用造成消费者误认，即构成侵权，这一认定扩大了传统商标使用的范畴。

法律体系的分散性进一步加剧了维权混乱。目前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涉及《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多部法律，缺乏统一立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虽在修订中，但仍存在审查程序不完善、异议和撤销程序缺失等问题。地方执法标准的差异导致 “同案不同判” 现象频发，如 “炎陵黄桃” 案中，对同一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存在三种不同法律观点，反映出法律适用的困境。这种法律碎片化状态使得企业难以预判行为后果，也给维权行为留下了随意解释的空间。

维权争议背后的深层矛盾解析

地理标志商标维权争议的频发，本质上是多重利益关系与价值诉求的冲突显现。这些矛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相互交织的 “三阶矛盾模型”，贯穿于地理标志的注册、使用与维权全过程。

经济利益分配失衡构成了矛盾的第一层级。地理标志作为能带来显著经济溢价的无形资产，其利益分配机制却往往不透明。行业协会作为地理标志的注册人与管理者，本应承担公益属性的管理职责，但部分协会却将维权异化为盈利手段。“潼关肉夹馍” 事件中，协会对当地商户收取高额 “加盟费” 才允许使用商标，暴露了集体商标管理中的利益寻租空间。这种 “以维权谋利” 的模式背离了地理标志保护的初衷，将公共资源异化为少数组织的创收工具。数据显示，我国累计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经营主体超 2.5 万家，但这些主体如何公平分享地理标志带来的溢价收益，仍缺乏明确规范。

行政权力与市场自治的边界模糊构成了矛盾的第二层级。地理标志保护往往与地方产业政策紧密挂钩，容易引发地方保护主义。某些地方政府将地理标志数量作为政绩指标，却忽视后续的规范管理，导致 “重注册、轻监管” 现象普遍。《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修订稿虽强调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监管职责，但在实际执行中，地方保护可能导致执法尺度不一。例如，对本地企业的轻微侵权行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异地企业则严格执法，这种选择性执法加剧了市场主体的不公平竞争。

文化认同与法律形式的冲突构成了矛盾的第三层级。地理标志不仅是经济符号，更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公众普遍认为，产自特定地域的产品自然有权使用该地名进行描述，这种朴素认知与法律上的商标专用权形成冲突。“五常大米” 案中，消费者难以理解 “为何产自五常的大米不能叫五常大米”，反映出法律专业判断与公众常识的脱节。这种认知偏差导致维权行为极易引发舆论反弹，将行业协会推向 “垄断地名” 的道德质疑风口。当地理标志从 “地域文化符号” 彻底转变为 “法律专有权利” 时，其社会认同基础便会动摇。

在这些矛盾的共同作用下，地理标志维权陷入了 “保护即垄断”“维权即牟利” 的舆论困境。行业协会作为维权主体，其非营利性定位与实际商业运作之间存在天然张力。一方面，协会需要经费维持运作和开展维权；另一方面，过度商业化又会侵蚀地理标志的公共属性。这种两难处境在 “信阳毛尖” 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 茶叶协会既需保护商标专用权，又要兼顾数万茶农的生计，维权尺度的把握成为棘手难题。

走出维权困境的路径探索

地理标志商标维权争议的破解，需要构建兼顾保护强度与使用便利、私权主张与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不能简单依靠单一措施，而应形成多维度、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从技术、法律、治理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技术赋能为地理标志保护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可有效解决产地真实性与品质标准化的证明难题。通过将地理标志产品的种植、加工、流通等环节数据上链，建立不可篡改的品质档案，既能为侵权认定提供客观依据，也能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类似 “五常大米” 案中关于品质标准的争议，可通过区块链数据直接验证产品是否符合 GB/T19266 标准，减少主观判断空间。同时，建立地理标志产品数据库，对授权使用者及其产品信息进行公示，可提高权利状态的透明度，减少 “无意侵权” 现象。

法律制度的完善是解决维权争议的基础工程。应加快地理标志统一立法进程，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修订中明确 “品质分级 + 地域标注” 的双轨制度。允许未达到证明商标品质标准的产品进行真实产地标注，如 “黄桃，产地炎陵” 这种表述不应被认定为侵权，以区分商标性使用与地名合理使用的边界。同时需细化侵权认定标准，对线上关键词使用、包装标注等新型侵权形式作出明确规定，避免 “潼关肉夹馍” 式的维权扩大化。引入 “权利懈怠” 制度，对长期不使用或滥用维权的地理标志商标予以撤销，防止权利僵化。

治理模式创新是平衡各方利益的关键。应重构地理标志管理架构，建立由政府、行业协会、企业、消费者代表组成的地理标志仲裁委员会，负责争议调解与维权监督，避免行业协会既当 “运动员” 又当 “裁判员”。借鉴欧盟经验，将地理标志收益的一部分用于产区公共品牌建设和品质提升，而非单纯用于维权诉讼。对行业协会的维权行为进行规范，要求其公开维权资金的使用情况，禁止以盈利为目的的 “碰瓷式维权”。在 “库尔勒香梨” 等案例集中的农产品领域，可建立地理标志使用的 “白名单” 制度，降低小微企业的合规门槛。

公众认知的提升同样不可或缺。通过科普宣传让消费者理解地理标志不仅是产地标识，更是品质承诺，避免将地理标志保护简单等同于 “地名垄断”。加强对生产者的法律培训，特别是电商经营者，使其了解关键词设置、包装标注等方面的合规要求，减少 “不知者侵权” 的情况。建立地理标志产品的消费预警机制，对不符合品质标准的产品及时公示，既保护消费者权益，也维护地理标志的品牌价值。地理标志保护的理想状态，应当是既确保消费者能获得符合预期品质的产品，又保障产区经营者公平使用地域资源的权利，同时促进地方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要求我们在修订《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等法规时，必须确立 “公共利益优先” 的原则，在私权保护与公共资源属性之间找到精准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让地理标志真正回归其 “地域信誉共同体” 的本质，从 “维权争议焦点” 重新成为 “地域经济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