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姓名被抢注商标 2000 + 件：周杰伦、梅西们的维权战有多难？

“《夜的第七章》居然成了南通某纺织品公司的商标？”

2025 年 3 月，周杰伦粉丝发现这首经典歌曲名称被注册在第 25 类服装鞋帽上，而此时距离杰威尔音乐发起异议申请已过去 8 个月。这只是明星姓名及衍生 IP 被抢注的冰山一角 —— 数据显示，仅近三年，我国商标局受理的明星姓名及关联词汇商标申请已超 2000 件，其中成功注册率高达 38%。

从梅西耗时 9 年才在欧盟夺回姓名商标权，到赵露思被前合伙人抢注甜品店商标反遭索赔，明星们的维权之路布满荆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暴露了商标保护体系与名人效应之间的深刻矛盾，也为所有企业的品牌防护敲响了警钟。

一、抢注者的 “三维作战地图”：如何围剿明星姓名权？

商标抢注者早已形成成熟的 “捕猎方法论”，他们像精密的猎手般围绕明星 IP 布下天罗地网。通过分析近千件明星商标纠纷案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三类典型战术：

类别撒网战术让周杰伦团队防不胜防。从 “范特西”“青花瓷” 等专辑名，到 “machi machi” 等关联品牌，抢注者覆盖了从第 30 类咖啡饮料到第 43 类餐饮服务的 20 多个类别。更隐蔽的是 “衍生变异战术”，赵露思的遭遇尤为典型 —— 房东徐某某不仅抢注 “露思の甜”，更将其英文名 “ROSY WYLIE” 拆分注册，形成对明星 IP 的全方位围猎。

最令人头疼的是 “时效差博弈”。抢注者往往在明星热度峰值期快速提交申请，而此时明星团队尚未完成商标布局。杨幂 2014 年爆红时，“杨幂” 商标在第 30 类糖果食品上被抢注，直到 2016 年才通过无效宣告维权成功，这期间抢注者已通过授权获利超百万元。商标局数据显示，明星商标从申请到异议裁定平均耗时 14 个月，恰好成为抢注者的 “黄金盈利窗口”。

这些战术之所以奏效，根源在于商标审查的 “申请在先” 原则与名人知名度的时间差。西班牙企业家 Jaime Masferrer Coma 正是利用这点，仅凭 “Massi” 与 “Messi” 的近似发音，就将梅西拖入长达 9 年的诉讼战。直到 2020 年欧盟最高法院裁定 “公众能清晰区分足球巨星梅西与自行车配件商 Massi”，这场拉锯战才画上句号。

二、维权路上的 “三重死亡谷”：时间、证据与成本的绞杀

明星维权面临的困境远超想象，每一步都可能坠入无法逾越的深渊。商标法专家将其总结为 “三重死亡谷”，无数案例证明，能成功穿越的少之又少。

时间炼狱的煎熬最磨人心志。梅西的维权故事堪称典型：2011 年提交注册申请，2013 年被欧盟知识产权局驳回，2018 年下级法院胜诉，2020 年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 整整 9 年，足够一个新品牌完成从创立到上市的全过程。国内情况同样严峻，杨幂诉 “杨幂” 商标无效案从 2016 年立案到 2018 年裁定，耗时 22 个月，而这还不包括可能发生的行政诉讼。

证据迷宫让许多维权功败垂成。根据《商标法》第 32 条，明星需证明 “姓名在商标申请前已具有知名度” 且 “抢注者存在主观恶意”。杨幂团队提交了包括全球华语榜中榜奖杯、联合国女性传媒大奖等 17 项证据，才证明其姓名的 “公众认知指向性”。相比之下，赵露思因未签署正式合同，在与前合伙人的诉讼中一度陷入举证困境。

成本黑洞则让中小明星望而却步。一场完整的商标无效宣告程序，包括律师费、证据公证费等在内需 5 - 8 万元，若进入诉讼阶段费用将翻倍。赵露思为回购被抢注的第 43 类餐饮商标，最终支付了 200 余万元，相当于该类别商标正常注册成本的 4000 倍。更残酷的是，即便胜诉，抢注者往往已通过授权、加盟等方式收回成本，明星获得的赔偿远不及损失。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 “维权即侵权” 的悖论。在商标异议期间，抢注者常反过来起诉明星 “不正当竞争”。赵露思就曾被前合伙人反诉侵权，要求停止使用自家设计的品牌标识，这种 “恶人先告状” 的策略往往能拖延时间，迫使明星接受高价和解。

三、建立明星 IP 的 “商标防御矩阵”：从被动维权到主动布局

面对汹涌的抢注潮，单纯的事后维权早已杯水车薪。成功案例表明，建立 “商标防御矩阵” 才是根本解决方案，这需要明星团队与企业品牌管理者同样重视。

全类别布局是基础防线。杰威尔音乐为周杰伦注册了 287 件商标，不仅覆盖核心的第 9 类音像制品、第 41 类娱乐服务，更延伸到第 35 类广告、第 25 类服装等关联类别。这种 “核心 + 关联 + 防御” 的布局策略，能有效阻止抢注者的 “类别撒网”。值得注意的是，防御商标需定期使用，否则可能因 “连续三年不使用” 被撤销。

衍生 IP 监控同样关键。针对 “夜的第七章” 这类作品名称被抢注的情况，企业应建立 “作品发布 - 商标注册” 联动机制。影视公司可在剧集开机时就注册角色名，歌手则应在专辑发行前完成歌曲名商标布局，避免重蹈周杰伦团队的覆辙。专业商标监测工具能实时预警近似商标申请，每年数千元的费用远低于维权成本。

法律工具箱的灵活运用决定维权效率。杨幂案确立的 “公众认知测试” 标准表明，收集媒体报道、获奖证明、商业合作等知名度证据至关重要。对于恶意抢注者，可同时提起商标无效宣告与不正当竞争诉讼，形成法律合力。2020 年《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规定》实施后，商标局对 “恶意注册” 的认定标准更清晰，这为维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合同设防能堵住内部漏洞。赵露思的教训警示我们，合作协议必须明确商标归属，最好约定 “无论合作是否存续，知识产权归创作方所有”。企业在授权他人使用品牌元素时，也应在合同中保留商标异议权，防止合作伙伴成为潜在抢注者。

四、不止于明星：每个品牌都该警惕的 “姓名权陷阱”

明星姓名商标纠纷的本质，是知识产权保护与商业利益的博弈。这场战争的启示，不仅适用于明星团队，更值得所有企业警醒 —— 你的品牌名、创始人姓名，可能正面临同样的抢注风险。

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商标异议案件中，涉及 “在先姓名权” 的占比已达 19%，较 2018 年增长 120%。这意味着 “姓名权陷阱” 正在从娱乐圈向企业界蔓延。就像当年深圳电子企业因续展逾期丢失商标一样，今天忽视姓名商标保护的企业，明天可能要为夺回自己的创始人姓名付出百倍代价。

欧盟最高法院在梅西案中的判决词发人深省：“当一个姓名已成为公众认知中的特定符号，其商业价值就应当归属于创造者而非掠夺者。” 这句话不仅是对明星维权的支持，更是对所有品牌建设者的提醒 —— 商标保护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唯有建立完善的防御体系，才能让多年积累的品牌价值不致付诸东流。

此刻，不妨打开商标局官网，查一查你的品牌名、创始人姓名是否已被他人觊觎。毕竟，在知识产权战场上，最好的防御永远是主动出击。